草原文化向周边地域文化辐射的路径以生活方式(5)

在中国北方草原地区，辽代和元代时期形成了几个国际都市。辽上京、中京、元上都、集宁路等皆为当时世界上有名的城市，西方国家和中国中原王朝的使者、商人等都集中于此，从事政治上的沟通和经济上的贸易。辽朝政府还在上京城内的同文馆设置驿馆，给诸国信使提供方便的住宿条件。当时，西夏占据河西走廊，辽朝与西方国家的往来都要依靠草原丝绸之路，而上京、中京就成为各国使者、商贾的集散地。元上都城内的西关，是各国商人进行交易的地方，也是当时北方草原地区的商业中心。元人虞集在《贺丞相墓铭》中描绘道：“（上都）自谷粟布帛以至纤靡奇异之物，皆自远至。宫府需用百端，而吏得以取具无阙者，则商贾之资也。”（虞集：《贺丞相墓铭》，载《道园学古录》卷十六）在元朝，外国使者、旅行家、商人、教士等经常来中国访问，草原上的元上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如发郎国（中世纪近东人对欧洲人的称呼）的使者于中统二年（公元1261年）在开平（上都前身）朝见忽必烈；元惠宗时期，发郎国人再次到达上都；至元二年（公元1336年），元惠宗派遣发郎国人安德烈及其他十五人出使欧洲，致书罗马教皇，教皇又派遣马黎诺里等人到元上都谒见元惠宗，并呈献罗马教皇的回信和礼物。意大利商人马可·波罗于至元十二年（公元1275年）随父来到元上都，受到忽必烈的接见，并到元朝各地游览，回国后写下了著名的《马可·波罗行纪》，介绍了元上都的宫廷生活和礼仪、蒙古族的生活风习等。另外，印度、缅国（今缅甸）、尼波罗国（今尼泊尔）等国的使者、僧侣、工艺家、商人等都曾来到元上都，促进了北方草原地区与西方国家的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集宁路古城所处的位置曾是元朝的一个榷场，是北方草原地区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和连接北方草原地区与中原地区商贸交易的重要纽带。这些古代的大都市是草原丝绸之路促进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

人为因素是影响草原文化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人为因素一方面通过战争直接作用于草原文化。一场战争，即一个新的游牧民族的侵入，直接促使在草原文化区域内，一种游牧文化的衰落或消失，另一种游牧文化的兴起。人为因素与自然因素有着一样的特性，成为游牧文化兴衰之中的瞬间动力，亦如战争是新旧游牧文化更替的催化剂。另一方面，由于“逐水草而迁徙”的游牧生产方式和畜牧业生产产品的单一性，肉、奶、毛、皮等畜产品，需要通过交换获得日常生活用品、生产工具和新的信息。因此，形成了草原民族的开拓进取精神和对于交换的强烈需求与渴望。草原文化传播路径主要依赖商贸、战争与人口迁移。

游牧民族四时迁徙等特点使得草原文化的传播速度较快，持续性较长，在其多渠道传播过程中，草原民族为开辟亚欧洲际联系通道，对中华文化的发展和传播，对人类社会的进步产生了深远影响，为发展全球地域文化、经济交流提供新的思路，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文章来源：《中国辐射卫生》 网址: http://www.zgfswszz.cn/qikandaodu/2021/0224/39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