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之窗(2)

在陈云看来，搞财政经济工作一定要有全局思维，不能只算各地方的小账，也要算全国的大账。如果缺乏全局思维，这场斗争不可能取得胜利。

（众舟摘自 《党的文献》2019年第4期，何云峰文）

邓颖超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起草

1948年10月，解放区妇女工作会议在西柏坡闭幕后，根据刘少奇的指示，中央妇委成立了以邓颖超为首的婚姻法起草小组。因关系五万万同胞的婚姻、家庭幸福问题，起草小组极为慎重，几次派出工作组就婚姻问题进行专题调研，共同商议。讨论中争议最大的是第九条：“确定离婚自由，凡男女双方同意离婚的，即行离婚。男女一方坚决要求离婚的，亦即行离婚。”1950年1月21日，婚姻法草案呈送中共中央，并附邓颖超亲笔信一封，信中写道：

“几经争论，几度修改，有些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但争论的主要问题，即一方坚持离婚，即可离婚，不附任何条件一则，至今仍意见分歧，尚未能取得一致。对于此点反对者是较多数人，赞成者包括我及少数人。现为了应各地的急需，且有关广大群众切身迫切的利益，不能再拖延不决。故大家商定，一致同意先以现在的草案，虽然我仍不完全同意，已经妇委多数同意了最后稿，并将我们不同的意见一并附上，请中央参阅作最后决定。”

1950年4月13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草案）》提请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4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签发命令，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应自一九五〇年五月一日起公布实施”。

（冬阳摘自 《学习时报》2020年3月6日，张珊珍文）

邓宝珊：“北平和谈的一把钥匙”

1949年1月22日，傅作义和邓宝珊并偕一名随员到达西柏坡，受到中共中央的热烈欢迎。中共中央为何事先提出让邓宝珊与傅作义同行呢？这里有一些不为人知的细节。

邓宝珊在抗战时期，积极拥护中共的抗日主张。他当时被国民党政府任命为第21军军长，驻守榆林，一直坚持与陕甘宁边区友好相处，协力抗日。1944年12月，毛泽东致信邓宝珊，对其胸怀大义高度赞赏。傅作义知道邓宝珊与中共素来关系密切，又有威望，如出任谈判代表，将有利于谈判的进行，所以1948年12月由邓宝珊作为傅作义的谈判代表和解放军代表开始进行谈判。经过双方的努力，达成了北平和平解放的协议。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北平 《新民晚报》发表文章，标题是《北平和谈的一把钥匙——邓宝珊将军》，把邓宝珊以 “钥匙”来形容，充分说明了他在北平和平解放中的关键作用。

（逢周摘自 《炎黄春秋》2019年第2期，史进平、康彦新文）

一封信推动天安门城楼开放

改革开放后，人民大会堂率先对外开放。1980年，有人提出：是否可以将天安门城楼向群众开放？不过，当时这个想法只是个建议而已。

1984年9月，一封署名 “华兴”的平信，受到中央多位领导人的重视。信中写道： “我是1954年从上海来北京的。三十多年来，每次到天安门，仰望天安门城楼，我总梦想有一天能登上这‘祖国心脏的心脏’。我向周围的同志们说出我的愿望，有的人说我这是 ‘幻想’‘白日做梦’，但我深信，总有一天，梦想会成为现实……当然，要开放天安门城楼必须确保安全，但只要有现代化的设备和必要的措施，安全是能保障的。万一有坏人想破坏，也并不可怕，可以教育人民。”

在信中，写信人还提出了天安门的维修经费可由爱国侨胞捐款赞助等具体意见，可谓周到细致。

在中央多位领导人圈阅后，最终，当时的中办主任批示： “请北京市提出具体意见，报中央审批。”

此后，天安门城楼向公众开放的脚步逐渐加快，特别是旅游业的快速发展，更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

1985年5月18日，作为天安门城楼开放配套设施的天安门旅游服务部开业。

经市政府批准，作为北京市旅游局开展的 “北京国际旅游年”的重要旅游项目，天安门城楼于1988年1月1日正式对外开放。

（黄山摘自 《北京日报》2019年10月24日，贾晓燕文）

文章来源：《中国辐射卫生》 网址: http://www.zgfswszz.cn/qikandaodu/2021/0504/75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