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小说的身体叙事(3)

郁达夫小说中生理疾病与心理疾病密不可分，肺结核病人入病院后过着与常人不一样的幽居生活，很容易和忧郁症发生关联。按照顾彬的研究，郁达夫侧重描写“现代人的揽镜自照和孤狂症”，就是描写忧郁症如何折磨小说主人公。“所有忧郁症患者都想要行动，想要伟大的行动，为的是逃避内心的空虚，从而能给意义的赋予开辟道路。”［7］56－57郁达夫在《艺术与国家》中指出:艺术“可以一时救我们出世间苦Weltschmerz，而入于涅槃Nirvana之境，可以使我们得享乐我们的生活。”小说中肺结核病人大都同时患有忧郁症，没来由的痛苦浮躁，说不出的苦闷愁怅，无可索证的悲怆冷漠，他们对环境适应不良，或者干脆就不愿去适应环境，遂持异端的态度对待环境，采取变态的方法报复环境。这样的方式常人或许很难理解，但确实毫无矫揉造作的成分。《茫茫夜》中于质夫看见几颗星星在深蓝的天空里摇动，胸中忽然觉得悲哀起来:“将亡未亡的中国，将灭未灭的人类，茫茫的长夜，耿耿秋星，都是伤心的种子。”《蜃楼》中陈逸群肺结核复发打算进病院疗养，看着被“印成了黑色”的湖面，“变得全白”的湖船，“低云来去的灰色的天空”，不由感叹“这总不是天公送我进病院去的服色吧?”《南迁》中伊人在疗养院爱上了同样患肺结核的O，她俨然成了“救我”的“天使”，她唱《迷娘曲》悲凉微颤的喉音“在薄薄的海边的空气里悠悠扬扬的浮荡着，他只觉得一层紫色的薄膜把他的五官都包住了。”但肺结核使一切化为虚幻，她非但不能“救我”，连自己也病死了。凡此种种，可以激发人们对这种难以治愈的疾病的理解和想象，而根本的救赎之道，或许要从澄清并改变对这一疾病的偏见开始。

当清末民初“恋爱”作为新词进入中国文学时，在一般人的眼里与通常所说的“男女之事”并无什么不同。鲁迅《阿Q正传》将阿Q想跟吴妈“困觉”遭到痛殴，冠以“恋爱的悲剧”，就是对这一词语误用的捎带一枪。伴随着对身体欲望的强烈渴求，郁达夫闯入了中国传统文学的道德禁区。在他看来，“性欲和死亡，是人生的两大根本问题，所以以这两者为材料的作品，其偏爱价值比一般其他的作品更大”。［8］

由于我们长期处于视性为万恶之源的文化环境和道德氛围中，形成一种特有的不洁心理──对正常恋爱的犯罪感和堕落感。厨川白村曾引西方理论，将人类两性关系的三个阶段概括为:古代的“肉欲时代”，中世纪的“禁欲时代”，近代(即现代)的“灵肉一致时代”。只有“灵肉一致”才能称得上“恋爱”，这一经典解释建构起五四时期的恋爱话语。传统性道德在时代大潮的冲决下土崩瓦解，个性解放首先撕开了禁欲主义的藩篱，在重塑两性交流道德规范的前提下，确定了新性道德的原则和追求恋爱的合理性。不论何种情形的结婚，一定要有恋爱才算道德。如果没有恋爱，纵使经过法律上的手续，结婚仍是不道德的。爱伦凯这一恋爱理论的精辟论断，成为五四时期公然的唯一的结婚准则。当恋爱成为五四青年最关切的人生问题时，恋爱成为五四小说的重要题材也就顺理成章。

郁达夫无疑是个标志性的作家，表现“性的苦闷”不仅构成创作的鲜明特色，更达到了一种自觉和深度，显示了两性关系具有思想张力的应有文学形态。《沉沦》描写性饥渴、性压抑、性心理和狎妓等情节，“那一双雪样的乳峰!”“那一双肥白的大腿!”“这全身的曲线!”女性身体的诱惑使主人公神魂颠倒，如此毫无顾忌的暴露，一时惊世骇俗、议论纷纷。《茫茫夜》《风铃》《秋柳》中的于质夫报国无门，纵情酒色以致心理变态，是《沉沦》主人公形象的延续。《南迁》中伊人被妖冶的日本妇人M太太玩弄后难以平复的创伤，《胃病》中留日学生对邂逅的日本少女一厢情愿的痴迷，从不同侧面表现了“支那人”身份导致“性”的压抑与“爱”的焦虑。《茫茫夜》中于质夫对吴迟生的依恋以及骗取妇人的针和手帕以寻求刺激，《过去》中李白时纠缠于畸形的恋爱以及享受所迷恋的“老二”的拳打脚踢，则是性心理障碍的典型表现。耐人寻味的是，郁达夫笔下人物总是情欲旺盛而意志怯弱，感情恣纵又理智匮乏，动不动就爱上女人，爱上之后就魂不守舍。在两性关系上男人总是处于被动地位，既离不开女人，又无法征服占有女人，每每处在“我爱的人”不是“爱我的人”“爱我的人”不是“我爱的人”的危机中。他们既有种种变态性生活，又不会真正地堕落，更不能洁身自好，就只好在痛苦中不断折磨自己了。

文章来源：《中国辐射卫生》 网址: http://www.zgfswszz.cn/qikandaodu/2021/0212/37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