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小说的身体叙事(4)

当性从动物的原始本能进入人的意识领域时，人就受制于约定俗成的道德规范和社会文化氛围，这是人的自然属性社会化的过程。瓦西列夫指出:“性欲是一股强大的力量，如果失去控制，它就可能成为灾难。不应该把精神和肉体分开，这会导致人的本质的变态，导致扼杀生命。”［9］19郁达夫小说大胆张扬了原始生命力，但张扬的背后还有困扰。照理身体连同自由不可以牺牲，而事实上要做到这一点绝非易事。仅仅对女性之美动过“春心”就自责“犯罪”，未免过于苛刻。相反，陷入手淫、窥浴、狎妓、同性恋、恋物癖、受虐狂等病态的性欲中，则更不可取。《春风沉醉的晚上》和《迟桂花》中“我”心动的对象变成女工和农家女，女性身份的变化带来了性心理的描写非常节制，最终以情欲升华的方式结束。《迷羊》的题目来自基督教的隐喻，意指上帝的迷途的羔羊。这种“迷途”表现为迷失于爱欲之途，迷失于感性的沉溺与放纵，而在“迷途”中是没有生存远景和目标的。有学者认为郁达夫“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最早提出了性的问题”，其实，在什么意义上提出“性”的问题，怎样建构了“性”的话语，才是更重要的。上述作品尽管夸大了恋爱的意义，但夸大中有对新性道德的严肃思考，时代与社会的畸形变异被烛照得触目惊心，还蕴含着生命的反思和超越的意旨。在他们自由释放身体欲望时，身体的意义得到了富有时代感的诠释。

五四时期新文化正在寻找突破旧道德的路径及武器，“恋爱”以“问题”的形式出现并成为社会热点的关键词。这样的历史语境，加之郁达夫17岁赴日留学，在两性开放的东瀛岛国整整生活了十个年头。如果说时代潮流对他具有巨大的直接影响的话，那么，东瀛岛国两性开放的环境与源远流长的“好色”风尚更有潜移默化的滋养之功。作者日后这样回忆:“两性解放的新时代，虽就在东京的上流社会——尤其是智识阶级，学生群众——里到来了。……而我这一个灵魂洁白，生性孤高，感情脆弱，主意不坚的异乡游子，便成了这洪潮上的泡沫，两重三重地受了推挤，涡旋，淹没，与消沉。”［10］郁达夫以小说的方式将私人话语公开化了，情欲描写率真遣笔无所讳言，人的本质被视为人的自然属性，在解放肉体的同时使生命获得最大的自由，显示了对生命存在的自然性的无限向往。郁达夫以人性至上的姿态确立人文主义伦理观，使人欲的合理性得到充分肯定，促进了人的感觉结构向自然、真实与完整状态的回归，扩大和丰富了人的生命内涵，极大地满足了现代人生命冲动和感性体验的内在要求。其深刻之处就在于，这种解禁身体(人欲)的准则，不仅是对人性完整性的争辩，也是对人的自然本性的肯定，而且是顺应历史发展趋势的。

郁达夫不是封建时代“发乎情，止乎礼义”的那种知识分子，情感表现方式属于“冲动型”，处于不能不说，又只能那么地说的状态。他的文学审美心态带着青春的迷狂气息，强调“艺术的最大要素”是“美与情感”。“美与情感对于艺术，尤如灵魂肉体，互相表里，缺一不可。”［11］这种小说文体建构的全新态势，决定了身体叙事指向更自由更直接地抒发情感这一目的。郁达夫曾一度尝试过客观写实的创作，可惜终因非其所长而流于概念化。即便在他所擅长的抒情小说中，身体叙事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审美缺失。

汉语中的“身体”一词，除了指人的身体躯干之外，还引申为事物的主要部分，亲自、亲身、本身以及生命，而身体的所有这些克罗齐所谓“意义的涟漪”，或者说引申的意义，正是郁达夫小说身体叙事努力逼问的对象。知识分子往往对干预思想和自由十分敏感，而国家和社会对身体的规约似乎难以被自觉体察，或者虽有体察又易陷入悖论之中。郁达夫小说叙事中身体的出场，既有限度地解禁对身体本能欲望的控制，又把身体纳入另外一种意识形态的规约之下，从而造成了一个根本性的矛盾:一方面，高扬精神而贬抑身体(身体往往呈现为病弱、病态乃至死亡);另一方面，被高扬的精神不得不通过被贬抑的身体来诉说。正因为如此，造成了郁达夫小说身体叙事的过度政治化和过度虚无化的倾向。

郁达夫小说身体叙事的过度政治化，主要表现为个体的身体每每归结到民族国家主题，或者成了阶级与革命的标签。郑伯奇曾把创造社的创作情绪，归纳为对中国病痛的失望。在郁达夫那里，“生的苦闷”是政治问题，“性的苦闷”也是政治问题。《沉沦》中“沉沦”的危机就是个人与民族的双重危机，个人处境由国家处境造成，改变个人处境须先改变国家处境。主人公饱受东洋女子的轻视却并不真正痛恨她们，而是将怨愤转向不争气的“祖国”，个体意义上的危机就这样简单而牵强地引入了民族国家意识。《蜃楼》也提供了相似的模式，主人公在回国船上身体受到美国少女的撩拨，脑海里浮现出的仍是祖国千疮百孔的意象。《薄奠》中“我”将车夫的溺亡归罪于阶级压迫，只想放大了喉咙向那红男绿女和汽车中的贵人狠命叫骂:“猪狗!畜生!你们看什么?我的朋友，这可怜的拉车者，是为你们所逼死的呀!”事实上这不过是“我”的主观臆断。《她是一个弱女子》为济穷而写，主题先行，行文草率，以三个女性不同的结局:堕落─惨死，犹疑─受苦，奋斗─满足，来说明正确的人生道路是什么，连作者在后叙中都承认是小说中“最恶劣的一篇”。《出奔》写革命者所面临的革命立场与美色诱惑的考验，从被地主女儿美色俘获成为董家乘龙快婿，到一把火烧死妻子与岳父全家，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样是“政治”。身体作为一种隐喻不是不可以表现“政治”，“生的苦闷”和“性的苦闷”本来就是“时代病”，不过任何事情都有一个“度”，过度政治化会让小说耽于说教，这毕竟是文学创作的大忌。

文章来源：《中国辐射卫生》 网址: http://www.zgfswszz.cn/qikandaodu/2021/0212/37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