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文化向周边地域文化辐射的路径 ——以生(2)

从《史记·匈奴列传》《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金史·兵志》等历史记载中及古先贤们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地理环境、自然条件决定与制约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选择，在特殊的背景下，地域的特征甚至成为主因素。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其独特的语言、服饰、建筑、习俗、宗教等地域文化。因此，地理环境、自然条件是地域文化的基石，实是不移之论。

三、草原文化对于周边地域文化的影响

若在河西走廊一带的马家窑文化与内蒙古东部的红山文化之间划一条线，基本上对应的地域范围就是中国北方草原文化传播带。将河西走廊上的四坝文化与赤峰到燕山地区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用一条连线联接，可明确看出史前期到文明发生期所形成的两条玉石之路，以及自马家窑文化到红山文化之间的史前青铜之路，大体上还是重叠在一起的。据此可知，在中国文化史上黄金生产和使用的习俗是先在西北和北方草原地区出现，随后和玉石之路的情况一样，南下传播到中原地区和其他地区。进入商代以后，中原地区使用黄金的情况依然非常稀少，而中原以外的西南地区成都平原则出现黄金制品生产的高峰。不过，即使到了东周时期，我国境内出土的大件黄金制品，就精美程度和艺术想象造型而言，还是草原文化的出土金器明显优于中原文化的出土金器。战国以后，北方地区流行萨彦——阿尔泰艺术造型的金、银或铜制的人身饰品、武器、马具等。与之临近的中山、赵、燕等诸侯贵族开始模仿并将草原艺术风格融入汉地造型艺术中。秦、赵诸国也开始制作装饰动物纹的人身饰品，并向鄂尔多斯等农牧交错地带的古部族输出。由此可见，佩戴黄金饰品的习俗是在夏商之际从中亚草原传入中国北方地区。

从河西走廊到内蒙古和华北，大致划出一条黄金制品传播的草原之路，贯穿着中国北方非农耕区域的草原文化带，其与分割农耕与游牧两种生活方式的万里长城的修造路线相一致。将三星堆所在的川西北与河西走廊划一条连线，则与上述连线形成一个巨大的半月形，恰好将中原地区包在中间。如果将黄金生产技术在中国的发生史作为一种产生于西亚的文化传播现象，则由河西走廊延伸向东，围绕中原地区而分成南北两道的新月形，堪称中国境内的黄金之路。若是放置在整个世界版图看，则还有时代更早的中国以西的那一段。两者连起来，将是一条横贯欧亚非三大洲的黄金之路。

以甘肃庆阳为中心的区域是先秦时期义渠戎的领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甘肃清水、庆阳、秦安等地发掘、收集到许多春秋战国时期的北方系青铜武器、马具、带扣、动物纹饰件、金饰片。另外河西走廊东段沙井文化（绝对年代：公元前900—409年）中，发现铜镜、前圆后方的带扣、人腰带上“S”型铜饰件，以及造型丰富的动物纹图案等。考古工作者们发现这些器物与宁夏固原、内蒙古鄂尔多斯等地出土物形制相似，认为它们是受到了北方草原地区文化因素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甘肃庆阳出土了两件虎噬羊纹牌饰，虎尾上扬，身体以线条勾勒轮廓，这显然采用了春秋时期中原地区通行的表现手法，很可能是当地工匠仿制，充分体现了草原造型艺术在庆阳地区本土化的过程。春秋战国时期林胡、楼烦等多个部族曾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地区活动。自二十世纪初以来，此地就出土了大量具有北方草原气息的动物纹青铜器，被称为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其生产时代可从西周晚期一直延续到战国晚期。田广金、郭素新等老一辈考古工作者在这里做了大量的工作，初步弄清了该地区的考古学文化面貌。鄂尔多斯西沟畔、阿鲁柴登、碾房渠、速机沟等地发现许多装饰虎、鹿形格里芬、鹰、狼等动物纹和虎搏羊等场景的冠饰、耳环、牌饰、带扣。其装饰题材的原型多可在天山南北草原地带找到源头。其中西沟畔M2出土7件银质虎头节约，背面阴刻“少府二两十四朱”“得工二两二朱”“得工二两廿一朱”等铭文。另有两块金饰牌，背面刻写“一斤五两四朱少半”“一斤五两廿朱少半”“故寺豕虎气”铭文。其中斤、两、朱为计重铭文，而“得工”是赵国工官。“少府”在战国晚期出现，见于秦、韩、魏、赵等国，但撰写字体属赵。可知这7件节约均为赵国制造的产品。据此学者推测这批物品很可能是秦、赵两国工匠专为鄂尔多斯地区游牧部落贵族专门打造的。需要注意的是，鄂尔多斯、沙井、新疆也发现一些熊、刺猬的动物纹，这类题材并不见于阿尔泰地区。鄂尔多斯杭锦旗阿鲁柴登出土的金项圈与新疆交河出土的金项圈都为螺旋形，表现狼或动物搏斗场景，很可能是匈奴遗物。同时这种螺旋形项圈在中亚的萨尔马提亚民族中出现时间较早也最为流行，因此，这两件项圈的造型可能源自中亚草原游牧部落。

文章来源：《中国辐射卫生》 网址: http://www.zgfswszz.cn/qikandaodu/2021/0216/38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