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文化向周边地域文化辐射的路径 ——以生(4)

草原丝绸之路在沟通东西和南北经济、文化交流中所起的作用，比其他丝绸之路显得更加重要和优越。中国北方草原是游牧民族生息的主要地区，在诸民族势力强大后，都先后控制了北方草原地区，向西可抵达今新疆境内，使沙漠丝绸之路经常出现隔断的现象。如汉武帝时期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了沙漠丝绸之路，但之后匈奴数次操纵附属国阻断中原与西域的商贸往来与政治联系，影响了通道的畅通。以后历代中原王朝的使者通过沙漠丝绸之路出使西域诸国被截获的现象也非常多。如唐朝安史之乱以后，河陇被吐蕃占领，河西走廊及青海道被阻隔，唐朝的使者、僧侣、商人通往西域都必须取道回纥，走草原丝绸之路。游牧民族的经济是不稳定的，遇到天灾人祸，都会使游牧民族的经济崩溃，因而必须依赖于中原地区的农耕经济，所以历史上才出现双方和亲、朝贡、战争等交替的局面。当游牧民族与中原王朝和睦相处时，双方的使者频繁来往，使中原地区的文化传入北方草原地区，而西方的商人也经过草原通道来到中国北方草原地区，加强了东西方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

草原丝绸之路的繁荣，与突厥和回纥两个游牧民族有着密切关系。在突厥统治北方草原地区之前，丝绸之路的交通主要是沿着欧亚大陆腹地边缘地带进行，将中国、印度、波斯和罗马连接起来，但通往罗马的道路需要从波斯境内通过，从事商业贸易需要经过波斯的中间环节，从而对突厥和罗马的直接利益造成损害。为了摆脱这种局面，突厥和罗马进行了多方努力，甚至导致突厥与波斯关系的破裂，同时促成了突厥与罗马之间直接贸易的开展，开辟了新的东西方之间交往的通道。这条通道在波斯以北，穿越咸海与里海之间的荒漠地区。具体路线有两条：一条由锡尔河出发，通过咸海北岸；另一条沿阿姆河，通过咸海南岸。两条通道在乌拉尔河口附近会合，通向伏尔加河，再沿顿河和黑海北岸到君士坦丁堡，或者穿越高加索，到达黑海的港口。这条通道是草原丝绸之路的西段，虽然不是很便捷，但却在波斯阻隔正常通道以后又恢复了东西方的交往。

五、草原文化传播人为因素

在欧亚草原文化区，长期以来生活着以游牧为核心生产方式的族群。以马作为主要交通工具的游牧民族畜牧规模得以扩大，由此也带来了更强的移动能力、更充裕的毛皮、奶制品和肉制品供给。草原游牧民族的移动性表明草原文化区的思想、物品、语言和习俗的联系和交流是十分广泛和有活力的，并且这种草原地区的联系一样会穿越生态边界进入到农耕社会中。

在草原文化交流、传播的道路上，先后活跃着匈奴、粟特、乌孙、月氏、可萨人、奄蔡以及其后的鲜卑、乌桓、茹茹、白匈奴、悦般、突厥、回纥、黠嘎斯、阻卜、塔塔尔、泰赤乌、蔑儿乞、乃蛮、克烈、汪古和蒙古族等族群。在这些族群型塑过程中，文化因素超越了血缘因素，统一的语言、信仰构建了强势的文化共同体。语言的传播主要依赖于游牧民族的迁徙。在公元前1千年之前，游牧民族迁徙的方向主要是从西向东。但是从东向西的移动从公元前1千年左右开始变得重要，而到了公元前1世纪，向西的迁徙成为主体。在这一过程中，匈奴语系、东胡语系的传播开始出现，经由建立政权后确立的政治优势，北方游牧民族的语言渗透至汉语中，成为汉语的一部分。如“爷”这一词汇，就是借自于魏晋之后的鲜卑语。经过一连串的部落间交易或者礼物馈赠进行的，但跨越游牧和农耕界限的商业贸易很可能十分活跃贸易不仅流通物资，还将艺术、信仰、民俗等区域文化传播到各市场节点。在草原文化区内部，新技术的传播尤其重要。这包括了游牧生活所需要的基本技术——牲畜管理、马匹和骆驼作为交通工具的使用等等。不仅如此，美索不达米亚的小麦和大麦及其种植技术通过草原传播到了北部中国。金属冶炼技术也通过游牧民族迁徙在草原内部和外部传播。金属冶炼技术从高加索地区向北扩展到西伯利亚（在那里，森林居民开始成为金属制品使用者），向南扩展到中亚，并向东传播到哈萨克斯坦、蒙古草原。

安史之乱后，陇右道诸州在758—776年之间陆续沦陷于吐蕃，传统丝路受吐蕃阻绝，唐人不得不选择草原丝绸与西域城邦交流。随着唐朝对漠北草原的统一，草原丝绸之路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贞观年间（公元627—649年），唐朝军队连破突厥、铁勒汗国，漠北草原游牧部落在回纥的率领下归附唐朝。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唐朝以铁勒、回纥诸部设置六个都督府和七州，并给诸部首领玄金鱼符为符信。“于是回纥等请于回纥以南，突厥以北，置邮驿，总六十六所，以通北荒，号为参天可汗道，俾通贡焉。”（《新唐书》卷二百一十七）回纥汗国的牙帐位于鄂尔浑河上游（今蒙古国哈喇和林西北），参天可汗道就是由唐朝关内道北部军事重镇丰州（治所在今内蒙古五原南）向北通往回纥牙帐的交通要道。这样，草原丝绸之路的东段又得到了开发，并为辽朝时期草原丝绸之路的全面繁盛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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