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纳与辐射由海派绘画观海派文化的生命活力(5)

发展至今，上海的国际地位和视野更是顺理成章地将愈加强烈的现代都市元素赋予了绘画，于是石库门、现代高楼、地标建筑的形象都出现在了绘画中，显然这些面目与传承的风格之间有了明显的差别，颇得时人“创新”赞誉，乃至有 “新海派绘画”的称呼，这样的说法其实值得商榷。首先因为海派绘画本身就是不断发展的一个过程，受到时代精神的影响而呈现出多种面貌是必然的事实，不同时代的风格也完全可以在同时代“并存”，同样富有生命力，试问至今尚有沿袭传统形式却赋予时代精神的作品创作，又该如何划分“新”“旧”？这样划分其实是对海派形成和内涵的理解出现了偏差。其次海派绘画虽然有包容性，也并非是对任何作品的全盘接受，作品必须要经得起时间和社会的考验和认知，所以新面貌、新内容是否该被纳入海派绘画的核心还应该拭目以待。再有，什么是海派创新？如果只是浅层的具象摄取而缺乏深层的内涵，抑或炫技或制作，这样的“创新”并不能为海派文化所接纳，难入正流。任何思想或是形式的创新，都要经由严苛的评审。所以海派文化展现包容性的同时也展示出了其坚毅的一面，可谓柔中带刚的“绵里针”。

以“绵里针”立足

不得不说，海派绘画折射出的特质是一种有着持续发展能力的文化，兼容并蓄，消化吸收，这种包容性也得益于开放的社会风气中，二者恰恰折射出上海一贯拥有的国际都市精神，然而 “绵里针”对于外来文化的吸收是有选择的，包容性中也有着自身的坚持，这让形式多样的同时又不会沦落为不伦不类的“四不像”。轻易将海派文化与“殖民文化”牵扯上关系是完全错误的，因为所有吸收的文化无论是来自海外还是外地，皆非殖民者或外来者所强加，而是上海社会自己精明务实却又不失优雅的选择，只是上海从不无礼生硬地拒绝和抵触，即便那些并不完全适合吸收的文化却也能以欣赏的眼光对待其出色的一面，起码也会给予展示的平台，在上海既有传统园林如豫园，也能看得到哥特、巴洛克、洛可可的万国博览建筑，这样的包容和融合又怎能将之与生硬的文化侵略同日而语？

西方元素随着开放的风气来到上海后很快就与本土文化以令人惊奇的速度结合，最新的高科技产品、最新式的装扮、最新的好莱坞电影，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人便可以“天涯共此时”地享受到。不仅如此，本土与外来文化结合后衍生出了一种别样的意味，可能是一种以上海人所欣赏的角度和态度进行被认为最为合适的“改良”： 女人们烫着新颖的发型，身穿传统的旗袍和西式的皮鞋，优雅地坐在黄包车上去西餐馆用餐成为了在上海随处可见的和谐画面。“海派”的生活自然对于文化也提出了新的要求，既然生活方式都可以改变，那么霓虹灯下的审美为什么就不可以转变呢？由此西方绘画元素的进入也就变得顺理成章。再以海派绘画为例，也不可避免存在西方元素的痕迹。当然也必须承认，新生活的需求中，西方元素的确占有一定优势，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场景的塑造，在照相馆里、在舞台上、在影棚中，在彩色照相技术之前，这些背景都需要仿真地绘制，而西画中严谨的透视、准确的比例、丰富的色彩等条件无疑都更能胜任。何况，一些渗透着西方元素的国画的确让人感觉耳目一新，光影和色彩的运用让原本平面化的画面忽然变得立体而质感，同时也没有摒弃国画传统的笔墨，那些“新玩意儿”便不仅不觉得那么刺眼邪异，反而有种以传统温和的中国方式将新境娓娓道来的感觉。就此，随着开放的国门进入了国内的各类西方元素，与传统笔墨之间的水乳交融促成了各类新型画风的诞生，如山水之吴石仙、花鸟走兽之陈迦盦、程瑶笙，之后又有柳渔笙、张聿光、戈湘岚等画家步随其后，又有一些海归画家们的变革步伐更大，如徐悲鸿、刘海粟等，皆曾一度风靡。

然而，有识之士始终理智地意识到，吸收外来的文化并不意味着彻底颠覆原有的传统，外来的文化可以以一种妥帖的方式被融合地被吸收在本土的文化中，博大的本土传统文化成为海派文化的根基，这样传统的意义也就发展了。也就此保护不会产生所谓的“文化侵略”。表现在绘画上，也并无丝毫的例外，光影色彩的外表之下，对传统笔墨的重视依旧被当成是国画发展的底限。

既然传统笔墨被一再强调，所以西化的作品便算作是“聊备一格”，满足了喜欢尝新的上海人一时好奇的眼光，虽未成为主流，但因并未摒弃笔墨概念，且气息清朗，亦不妨可以看作传统旁支。而真正命脉还是依托于笔墨构架，无论是水墨金石大写意的吴昌硕画风，还是精工典雅的吴湖帆画风，都依靠着出色的笔墨运营，坚守国画的核心重地，也正是有了这种不约而同的共识，海派绘画发展至今，面貌比之民国时期更是见丰富多彩，而从一系列成功的画风中，不难发现时代的选择标准中，笔墨依旧是不可动摇的根基，这种传统绝非落后的程式，而是与时俱进的积累和归纳，所以不仅不会在新的时代创作格格不入，反而赋予了它们更多深沉典雅的意味。

文章来源：《中国辐射卫生》 网址: http://www.zgfswszz.cn/qikandaodu/2021/0306/479.html